[size=5]唐朝：盛世&摇滚[/size]
[/font][/size][/align][align=left][size=4][font=楷体_GB2312] 塞林格格
[/align][/font][/size][align=left][size=4]这些天来听了好几遍唐朝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想起来那个摇滚的年代。
在历史上，唐朝是一个盛世。在大陆摇滚的发展历程中，唐朝乐队所处的那个时代也算得上是一个“盛世”吧。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摇滚乐队，崔健是老前辈、之后是唐朝、黑豹、超载、面孔、提南针、1999、呼吸、子曰、张楚、何勇、盘古、脑浊、郑钧，之后才是零点、汪峰&鲍家街43号、许巍、达达、二手玫瑰、谢天笑&冷血动物、信仰的力量，还有好多塞林格格叫不上名字来的乐队……不知道在乐评界对此如何定评，塞林格格最初了解摇滚，便是在“唐朝黑豹”那样一个时期；塞林格格了解的摇滚，也大多是这样时期的这些乐队。而摇滚，是属于青春的吧？现在面对那些浩如烟海的摇滚乐队，已大抵不想去了解、去听了。太闹腾、太嘈杂、太“无病呻吟”……属于塞林格格的愤青年代过了？也许是，又也许不是，大概，只是他的愤青更有策略、更成熟、更趋于平静了。
而现在，盛世不在，很多都是“POP”，打着摇滚的旗号捞钱去，留给塞林格格的摇滚只有回忆。这是怀旧的力量，这是媚俗的力量。
俗有什么不好呢？连饭都吃不起的话，一味清高，大概是不聪明的。
塞林格格相信，有优秀的摇滚乐队还在孜孜以求，他们只是属于地下、不为人知罢了。
可以分两条腿走路。
在电影《北京乐与路》中，那个经济人对耿乐饰演的摇滚人说（大意如此），出了碟的都是听话的。他的意思是，为公众所知的那些在台上的摇滚乐队都是听话的，表现出来那些“地下”及“叛逆”的状况都是表象的，甚至是一种炒作的手段。
听话，便是听市场的话，没有人会听艺术的话。只听艺术和内心的话，那有些固执和愚不可及，除非你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如果有，那是一意孤行，是高蹈自由。那太难。
而大多数人，都有衣食之忧。就像看的一个纪录片，北京艺术村里面那些人，自得其乐，生活窘迫，出得来的没有几个。
如果不在乎出不出得来，大抵不应该说三道四，但是大部分人搞出了艺术，还是想出来的。不愿从俗，又没有超绝的天赋，便每天忍受清贫、怀疑的煎熬。
唉！被艺术搞了，还不如不要搞艺术了。
很钦佩他们为了理想不管不顾的姿态，也希望他们能过得好一些。如果奢望别人来使自己过得好些，大概也要为别人搞一些艺术吧。如果不希望过得好一些，这样挺好，那就统统的let it be !
扯远了，说唐朝。
属于唐朝乐队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了，喜欢第二张专辑《演义》的不会有很多。帅得一埸糊涂丁武也老了。那种高亢嘹亮、振聋发聩的嗓音与气势像一个王朝的背影。
当年，他们“听话”吗？
看过奥利弗•斯通导的《大门》，那种状态是真正的摇滚吗？摇滚是绝决的、不正常的吗？这中间有那么纯粹吗？
看过郝舫的《伤花怒放》，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怒放”，怎样才是怒放？
别了，摇滚。
塞林格格欣慰的是，摇滚似乎正常了些。而这其中的高优低劣都没有必要去深究了，塞林格格只是会在某一天听到唐朝的老专辑时，被突如其来地袭中，回想起一个盛世，一份青春，一份理想，一份仍然不满的愤怒。
就像塞林格格相信历史上那个唐朝真的盛大得不得了，浑身都是金色的。
另外，除了黑豹的《donot break my heart》外，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里的那首《天堂》，是塞林格格读大学时最爱自弹自唱的歌，有些惟妙惟肖的震棚效果。
2008-01-02[/size][/align][align=left][size=4][/size] [/align][align=left][font=楷体_GB2312][size=4]ps：当时写的有一些颇自恋的话可以略过不读哈：）[/size][/font][/align] 等更新完毕整理到主楼可以加精华了。 一个字：灰常灰常地感激茕版主！
哦，是十个字！:lol
但，谢就一个字！:handshake 没有想到LZ也同时听万晓利和高晓松。 林听兄，多日不见，别来无恙。“此号易主”，你还是从前那个林听兄吗？一笑。不便多问哈。
万晓利和高晓松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冲突吧。都蛮“人文”的，只要好听好看，就像金古可以同读，又喜欢令狐冲又喜欢叶开一般。:)
问好。
再发一篇关于唐朝的
[font=楷体_GB2312][size=4]听音乐札记之十八：[/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4][/size][/font]
[size=4][font=楷体_GB2312] 唐朝：长发飘扬的阳刚
塞林格格
[/font]
[/size][size=4] 写了这么些个的“听音乐札记”，大抵是在怀旧旗帜下的自娱自乐，或者说是在音乐虎皮下的谈文学或是艺术，信手拈来，也怪好玩的。只是，好久没有怀旧了，说不得又老嘴老脸地怀旧一把。
继续说唐朝乐队。
第一次听到唐朝乐队的歌时，是在电视上，那时候我们那里刚刚收得到香港卫视中文台（现在叫凤凰卫视中文台吧，限制级的，只有住宾馆的时候可以看看），新鲜得很，那个时候每一个节目过后，广告之余，会有一些MTV，这样，便见到了惊若天人的唐朝乐队的风姿。记得是两首主打，一首是《梦回唐朝》、一首是《太阳》，靠，还有这样的动静？几个男人，留着长发，抱着吉他，在沙漠里（布景是沙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配《太阳》里面那一截吐鲁蕃音乐吧。比刀郎们早远去了）蹦达嚎叫，重金属的旋律刺激着 塞某年轻的耳朵。咱家一个小县城长大的孩子，哪里见过此等阵仗，当时就傻了眼了。
这几个抱着吉他的家伙头发无一例外地长，却平添了几许阳刚。据说，古时候的男人都留长发的，人家叫“唐朝”，不留长发怎么应景呢？
据说，搞艺术的男士大抵都留长发。
现在没那么时兴了，但也还有，标志性的东东。王宝在《我要摇滚了》中这样唱：
[font=楷体_GB2312]我要摇滚了，
我要摇滚了，
我先留头发，
再剃个秃子
给我俩钱
我买把吉他
……[/font]
对于搞艺术的男人而言，长发与光头是两个卓尔不群的极端。现在，都滥一街了，你留个长发，扎个马尾，人家会以为你是个理发的。
还是光头有潜力些。
那个时候，男人留长发还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根本与艺术扯不上的话，就更需要勇气了。塞林格格写的第一篇小说叫《头发长了》，大学二年级写的，中篇，未发表。
大学时代的塞林格格附庸风雅地留过长发。（塞林格格先生是个男士，不要像某些人，见到“格格”，就望文生义，想起小燕子。）这其中的有些细节和故事写在了未发表的小说里，这没什么，现在想起的是，那个时候住校，洗澡洗头都很奢侈，塞某人的长发定然是头皮飞扬，油腻汪汪，天哪，现在一天不洗都会难受，那时是怎么过来的？
怪不得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留长发，没有每天洗头的条件，还是不要留的好。这是肺腑之言哦。当初应该听人劝，不要留的才是。
不过，当时塞某觉得别人都不懂，就是要留，这是叛逆的摇滚精神。
倒是很佩服年轻时的那股劲儿，虽然很青涩、很油腻。
扯远了，说唐朝和长发。
时不时地会找出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演唱会上的碟来看，那次演唱会，唐朝乐队是特邀演出佳宾，压轴出场，一个个甩动头发，舞动吉他，还穿着短打，那叫一个性感。爆棚的效果，就是那一次，香港人看了都感慨：要论起摇滚来，还得是在大陆。
这样说，不无道理。虽然这其中也许有炒作之嫌，比如何勇就说当初他说“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其他全是小丑”的话是主办方叫他说的，但是，当年大陆摇滚的某种盛世还是初露端倪的。
现在，不知道了，也许，现在这种状态，才是摇滚的正常状态吧。
唱《天堂》这首歌的情形是这样的：午后，通常是晚饭前，一个头发油腻的萎琐男生坐在靠窗台的桌子上，抱着一把木棉吉他，室友陈小虎坐在旁边，两个人说“唱《天堂》”，然后一拍即合，陈小虎弹，长发男生唱，两个人抱着吉他狂扫，对着对面的女生楼吼叫。最后那一节过门“噢噢噢噢——”唱得意气飞扬，最后那一句“抛开一切，走进天堂——”要唱出丁武那种惟妙惟肖的“鸡声”来，还是很像的。
据说，也是当年的风景之一唷。
年轻的时候……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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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2008-01-07[/size] 摇滚怎么了？
下落不明。。。 [font=楷体_GB2312][size=4]听音乐札记之十九
聂耳：写国歌的少年
塞林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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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size]
[size=4] 塞林格格此番写的是一则主旋律很强的听音乐札记，发自内心的主旋律。
前一久，去开会，路过玉溪市，玉溪是离云南昆明不远的一个市，聂耳的籍贯便是那里。睹物思人，有人提到了聂耳和国歌。说是在玉溪话中，没有“g”这个音，玉溪人说到“升国旗，奏国歌”时，说出来是升“uō”旗、奏“uō”歌。听起来很好玩。这当然是一个小插曲。可谁也想不到的是，写作国歌的聂耳便是这个念不出来“国歌”正确发音的地方的人。
昆明诗人于坚年轻的时候在一首题为《滇池》的诗中写道：
[font=楷体_GB2312]在我故乡
人们把滇池叫做海
……
从前国歌的作者
也来海边练琴
渴了就喝滇池水
他从来没有想到
有一天他的歌
会被海一样多的人唱着
（题外话：塞林格格在博客中广泛而经常地引用了于坚的诗，没办法，有些诗看过了，就记住了。）[/font]
聂耳的籍贯是玉溪，出生地却是在昆明，现在昆明的翠湖有聂耳像，西山有聂耳墓。在玉溪，关于聂耳的纪念更多，不仅有聂耳公园，还打出了“聂耳文化”的品牌。
聂耳，是云南人的骄傲。
有一年的周末，塞林格格曾经一个人去玉溪，早上去的，逛了一下午，晚上便回来了。那一次记住的玉溪，只有聂耳。
玉溪是有名的花灯之乡，在玉溪的“聂耳文化广场”上，每天傍晚，还有周末更多的时候，有无数的男女老少在广场上唱花灯、跳舞，都是自发的，自娱自乐，又健身。云南很多地州县镇都有这样的广场文化，每当看到一群老头老太太舞着扇子跟着一个收录机跳起舞来的时候，塞林格格不由得会想像冯小刚《甲方乙方》中葛优和刘蓓饰演的那一对青年男女那样由衷地夸他们：“哟，大妈，您六十？不像，说您三十都有人信。”（大意如此）
这是和谐文化、和谐社会。
现在，正如盲人歌手周云蓬在歌里面唱的那样：“老人们出门玩还没回来，孩子们想着自己的奶奶，只有中年人在种粮食，天黑了，灯亮了，回家吧。”生存的压力更多地负在了青年人身上，而老人，是最适意的了。这当然是应该的。无怪乎，有好些人不是“渴望年轻”，却在“渴望年老”呢。
说民间音乐文化的濡养熏陶对聂耳创作的影响，又扯远了，回到聂耳。
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和坚定的革命者。他只活了二十四岁，只创作了两年的音乐，他生活贫困，凭着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却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毕业歌》、《卖报歌》、《金蛇狂舞》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他的歌激昂向上，充满朝气，被郭沫若称之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
塞林格格学拉二胡的那会儿，还会拉《金蛇狂舞》这个曲子呢。
说句不矫情的话，每次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我的心中便有一股庄严升起，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声音，她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要更昂扬、更积极些，哪怕你看到了一些丑恶。然而，你却没有理由消沉。
因为，你是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聂耳这样的少年，他的歌不但被海水一样的人唱着，他短暂的一生也被海水一样多的人记住。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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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2008-01-08[/size] [font=楷体_GB2312][size=4]塞林格格听音乐札记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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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font=楷体_GB2312] 水手：被误读的郑智化
塞林格格
[/font]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塞林格格对自己的耳朵是那么样地自负，还是经常性地会搞错一个事情。好几次听台湾歌手郑智化最负盛名的那首《水手》时，当那长长的前奏响起来，塞林格格总会习惯性地以为郑智化要《星星点灯》了。
这两首歌的风格太类似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郑智化被国人认可和称道的是这首叫做《水手》的歌：苦涩的沙吹疼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高潮部分是：他说，风雨中，这点疼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疼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多年以前，赵丽蓉、郭达和蔡明表演的一个反映年轻人追星现象的小品中，郭达借用这首《水手》的旋律，就追星这个成人所无法理解的现象转来转去地唱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暂停，踏一下脚），为什么？
从这个经典的小品和经典的唱段，可以看出当时《水手》有多么火。
后来，郑智化又趁势而上地推出了《星星点灯》。
《水手》无疑是一首经典的好歌，励志，上口，再结合郑智化身残志坚的身世，更使这首歌打上了他标志性的坚强烙印，足以在更长时间内传唱。
可是，这里面有一点“可悲”。郑智化写了那么多歌，被人记住的，还是《水手》和《星星点灯》。现在，郑智化到国内参加类似于《同一首歌》的演出时，唱的还是《水手》和《星星点灯》。
其实，郑智化对人生和人性的了解和阐释要深刻得多。郑智化自己都这样唱道：我这样的男人，不如你们相像中坚强……
《水手》这种励志型的歌曲只在郑智化的歌中占极少极少的部分，总体说来，郑智化音乐风格的基调并非是如《水手》般的励志，而勿宁说是无奈，稍显卑微的无奈，甚或一些无力的埋怨，无奈的愤青。
郑智化的歌曲有悲悯的温情（如《麻花辫子》、《我这样的男人》、《凤凰花》），有无奈的愤怒（如《大同世界》、《年轻时代》），有政治的关注（如《大国民》、《南台湾》、《中产阶级》），有市井气和烟火气，比如反映赌徒生活的《三十三块》，反映妓女生活的《堕落天使》、反映未婚父母的《未婚爸爸》、反映艺人生活的《落泪的戏子》……
郑智化，大概是“政治化”的谐音吧，有一种幽默、有一种反讽，有一种激进的意思在里头。郑智化的音乐是现实主义的，是在责任感的，台湾音乐人，如罗大佑等，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社会政治等等的关注，他们没有一味“娱乐到底”，在照顾市场养活自己的同时，不会放弃自己的个性和思考，我喜欢这一类的音乐人。
关于郑智化的名字，还令塞林格格想到智化这个人物，智化是《七侠五义》里面的智慧化身，狡黠如狐，好像总是偷偷在一旁偷着乐的样子。
那么郑智化在演唱《水手》演唱到厌倦的时候，是不是会悄悄地偷着乐呢？这笑声中有一些无奈、有一些不甘、也有一些欣慰。
写了一辈子歌，有一首歌被传唱和记住，岂非也是一种幸福？
2007-10-13[/size] [align=left][size=4]听音乐札记之四
[/size][/align][align=left][size=4][font=楷体_GB2312][size=5] 鲍家街43号与于坚的诗及其他
[/size] 塞林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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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鲍家街43号大概有好些人不知道何许人也，说汪峰可能知道的人就多了。对嘛，“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就是那个汪峰嘛。许多年以前，汪峰是鲍家街43号乐队的主唱兼节奏吉他，走的是摇滚路线。他是乐队的灵魂人物，后来，他单飞了，“飞得更高”。
鲍家街43号据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门牌号。这让塞林格格想起昆明大诗人于坚最负盛名的那首诗《尚义街六号》，不用录在这里了吧？打字好累的。也许于坚的诗给了少年汪峰创作的灵感吧，那个时候他大概才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从鲍家街43号第一张同名专辑中可以看得出来些许端倪。不知道汪峰有没有在公开场合承认过受于坚的诗的影响，塞林格格不是狗仔队，没打听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塞林格格在听《鲍家街43号》时，老是会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涯，想起于坚的诗。
其中的《李建国》几乎是于坚《罗家生》的翻版。有着可贵的叙事性、底层关注、平民意识和人生悲悯。
[font=黑体]李建国
[/font]
他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
他有一个美满的好生活
有老婆有孩子却很寂寞
亲戚多朋友多却很失落
你一定在哪儿见过他
他的名字叫李建国
他爱喝冰镇的可口可乐
他爱穿时髦的便宜货
他喜欢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
他喜欢听邓丽君的流行歌
你一定在哪儿见过他
他的名字叫李建国
如果你问他是谁
他就是我们每个人
他很忙他很累却没有结果
他很怕他很担心一无所有
他说他总感觉无所适从
他说他找不到幸福的路
他已经习惯了说谎话
他已经无所谓真或假
他走在大街上那么潇洒
他站在镜子前觉得自己那么傻
你一定在哪儿见过他
他的名字叫李建国
如果你问他是谁
他就是我们每个人
于坚的《罗家生》也很有名，兹录如下：
[font=黑体]罗家生
[/font]
他天天骑一辆旧“来铃”
在烟囱冒烟的时候
来上班
驶过办公楼
驶过锻工车间
驶过仓库的围墙
走进那间木板搭成的小屋
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
看到他 就说
罗家生来了
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谁也不问他是谁
全厂都叫他罗家生
工人常常去敲他的小屋
找他修手表 修电表
找他修收音机
“文化大革命”
他被赶出厂
在他的箱子里
搜出一条领带
他再来上班的时候
还是骑那辆“来铃”
罗家生
悄悄地结了婚
一个人也没有请
四十二岁
当了父亲
就在这一年
他死了
电炉把他的头
炸开了一大条口
真可怕
埋他的那天
他老婆没有来
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
他们说 他个头小
抬着不重
从前他修的表
比新的还好
烟囱冒烟了
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
罗家生
没有来上班
现在，汪峰早已成功超越和转型于鲍家街43号时期，不知道也不想讨论对于音乐而言，这种转变是幸还是不幸，可以肯定的是，汪峰为更多的人所知唱片为更多的人所买，当然是大好事。可以肯定的是，鲍家街43号的那些音乐注定属于怀旧的时光了。
塞林格格还想说的是，关于《尚义街六号》一类的东西，除了鲍家街43号，还有孔庆东的散文《47楼207》，塞林格格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写过一篇类似的东西，叫《白楼204》，贴出来怀旧一把。
[/size][/align][align=left][size=4][font=黑体]白楼204[/font]
毕业之际，遵友之命作此文。有东施效颦，孔庆“西”效孔庆“东”之嫌，却也顾不得许多。
白楼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然名不副实，叫之灰楼更为贴切，然而它毕竟曾经白过，犹若我们毕竟曾是新生，曾经年轻。白楼二层所居者都是中文系各酸丁秀才，204寝室尤为酸也。
95年进校后不久，一场雨打湿了室门，原先被石灰印痕掩盖的室门显出本来面目，有前辈师兄所留墨宝，以隶书郑重写下谐音“二林寺”，并有一联曰：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戏谑之言，其中大既包含了很多情感恨事吧？转念一想，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联包孕了一二三，应是包罗万物，不应纯着释家理解。况且“二”者，“准”也，二林寺应为少林寺之预科班，寺中所居怕不皆是武林高手？于是默许了这个称谓，用墨笔重新填染，算是保留了夜大一大人文景观。后来有一天我心血来潮 ，在门上半工笔半写意了一幅济颠的画像，破扇遮颜，似哭似笑，鹑衣百结，作游戏之态，旁书“佛祖心中留”，并画一方印，题为“八大棍僧”。后来 有值班室查夜，对此严加制止，我们坚守了几个学期，最终还是被冲刷掉了，连着我的济公。
八大棍僧皆留恋红尘，实在无一有佛缘，然却颇有佛性，按佛家南宗，怕是稍加点悟便能成佛的。老大主持方丈有钱时便视之为粪土，信手抛撒，慷慨之极，然则月底便四处化缘，化不到便引吭“汇款归来兮，食无鱼”；老二身强力壮，为本寺护法，为本寺提水数年如一日从不计效，爱好 写新诗与武术，上课时很少听课，要么一动不动地直视某处发愣，要么涂抹一些让人看不懂的诗句；老三身材瘦小，吃得睡得不见增肥，颇多谑语，号之为“猩猩仔”，体育选修课，选 了龙教头的武术课，得了全班最高分97.5，令人刮目相看；老四自称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后，可户口上填的却是汉族，其驰骋沙场的雄风在打双升时略可窥见乃祖余影；老五喜卧床上戴一耳塞边听音乐边看书，有时就餐等一应杂事常托人带至床头完成，性喜音乐，大学期间学成吉他，时在寝室及床上弹拨哀怨之声；老六时常出外，每至熄灯时分方才蹑足回寝室就寝，喜好足球，黑暗中踢倒几个凳子不在话下，介于此，本寺物聘其为客座教授；老七是在下，不多赘述；老幺是本地土生土长之布依土著，也好音乐，吉他，不过对西方音乐流派、乐队颇为熟稔，常满嘴跑着外国百家姓。
八大棍僧四年来似乎皆有情事，但较之其他寝室心动者多，行动者少，众人皆归罪于主持方丈领导无方，但最终结成数对善果，皆非本系女施主，这里不便铺陈，只引老二一偈：“爱情总在绝望时到来”与诸师弟师妹共勉。
98年在下一时不慎遭一刀割去阑尾，老三似有所悟去医院检查，查出患甲肝，于是全室人等并与本寺往来甚密之人皆受抽血化验，寺院也被紫外线扫射消毒一番，是时二林寺上下处于一片萧杀之中，所余六人与吾班诸同学往返奔波于两间医院，此时颇见同室同班之谊，幸得不久吾与老三皆告痊愈，在下大彻大悟，又觉不一年即将分离，常扼腕叹息。
不久二林寺诸高僧经四年修炼皆将云游四方，不知何时能聚？是时，老大击磬，老二擂鼓，老三吹笛，老四老六附掌，老五老七老幺弹吉他，众人高歌郑钧之《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然后洒泪而别，将此一段《白楼204》之故事记下，以待后继之人，那时雨水打湿室门，不见“二林寺”，不见济公，不见八位兄弟了。[/size][/align][align=left][size=4]
写《白楼204》那一年，塞林格格22岁，才华横溢或以为自己才华横溢。
这篇文章就这样整长了，好久没有更新了，是该长些。[/size][/align][align=left][size=4][/size] [/align][align=left][size=4] 2007-8-29[/size][/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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