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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金庸年记（１楼）
二、金庸先生传奇的一生（２—１０楼）
细目录：
前言（２楼）
江南少年（２楼）
香江创业（２—４楼）
武林至尊（４—５楼）
痴情片片（５楼）
明报王国（５—６楼）
侠义平生（６—８楼）
退出江湖（９楼）
家国情怀 （１０楼）
三、金庸先生访谈
细目录：
听金庸先生谈文学、历史和人生（１１—１２楼）
金庸抚今追昔话当年（１３楼）
金庸自圆其说（１４楼）
金庸演讲稿：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１５—１６楼）
金庸谈笔下的美女（１７楼）
金庸论中国历史大势（１８—２０楼）
金庸访谈：越美丽的女人越会骗人（２１楼）
金庸访谈 ：(1999/3/26 北京青年报)（２２楼）
“入世”侠客金庸访谈:我一生都在学以致用（２３楼）
金庸皈依佛教（２４楼）
四、聚焦金庸
金庸：不为诺贝尔奖牺牲信念（２５楼）
金庸趣事（２６楼）
金庸看人物 （２７楼）
金庸点评《三国演义》（２８楼）
侠友搜集：
金庸诗词（３楼）
各版小说剧照——（50~60楼）（63楼~72楼）

一、金庸年记：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1923年，浙江海宁人。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8岁那年，查良镛先生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先生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先生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15岁时，查良镛先生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
　　17岁时，查良镛先生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写一篇题为《阿丽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查良镛先生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先生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
　　“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
　　1948年底，查良镛先生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先生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先生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由于种种原因，查良镛先生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
　　查良镛先生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先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1953，梁羽生先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
　　1955年，查良镛先生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50年代，查良镛先生、梁羽生先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
　　一日，他们突发剞想：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金庸自《书剑恩仇录》后，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镛先生34岁。
　　35岁那年，查良镛先生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先生
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1962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倾力倾情报道、评论“逃亡潮”，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
　　1960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先生的武侠小说自然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
　　1965年年中，查良镛先生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天龙八部》。
　　查良镛先生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1965年底，查良镛先生创办了《明报月刊》。
　　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文革”期间，《明报》以及时、准确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大报地位。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先生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
　　《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先生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月》和《明周》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
　　查良镛先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

前言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
　　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
　　这是台湾远景出版社“金学研究丛书”每本书封底的话，道出了一般中国人对于金庸小说的感受。
　　金庸的小说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倒不是说他的作品拥有众多读者，而是指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将中国传统诗意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通过他的作品，得以与传统相连接，寻找到一丝苍凉而温馨的归宿之感。
　　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名字，但是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真名叫查良镛，而查良镛则是香港一代报业大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家族乃江南世家，而他赤手空拳闯荡香江，用一支妙笔写出了一片锦绣人生。
　　他是如何创业的？他是如何写作的？他在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小说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了解这一切，对于理解金庸的作品，对于启发我们对人生的体认，不无益处。

江南少年
　　他出生于江南的名门世家，江南的人文传统与自然风光熏陶了他。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是金庸五十年代一篇散文中的话，无法猜测他下笔时的心情。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江南——苏州、太湖、杭州、西湖、海宁、湖州等等，如诗如画，读来令人神往，又有点凄美之感。在1975年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金庸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
　　就在这本《书剑恩仇录》第四回中，有一段描写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似乎寄寓着作者自己的感怀。
　　陈家洛上马奔驰，八十多里快马两个多时辰也就到了，已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戍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海宁城又名盐官镇，解放后海宁县城搬往硖石，现在陕石又改为海宁市。从地图上看，盐官正好位于钱塘江的出口处，海与江的交接处，茫茫苍苍，一望无际。她的南面、西面则是一派杭嘉湖平原的秀丽景色，桑林掩映着水塘，青砖翠瓦，名胜古迹，随处可见。江南小镇，风光无限。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菩萨蛮》之二我打从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郑愁予《错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而人事沧桑变幻，如雨如烟。“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诗情画意，多少故事传说，多少凄迷婉转。
　　金庸是地道的江南人，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是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他1924年出生，在家乡度过了童年时代，完成了小学教育。他在钱塘江观潮处露过营，更听过老人们讲的关于海宁陈阁老的故事。面对陈家精致幽深的大院，杂草丛生，断砖残瓦，年幼的金庸想到的是什么？雄伟的海潮，厚重的人文环境、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自然景观，也许孕育了金庸气质中刚柔相济的一面。难怪他既能写塞北大漠的悲壮豪迈，也能写依依杨柳的纤柔细腻；既能写英雄汉的粗豪铁胆，也能写小女子的似水柔情
。
　　海宁最有名的自然是“海宁潮”，也叫“钱江潮”、“浙江潮”。每年的八月，由于汛期，江水与海水相激荡，形成壮观的海潮，吸引大批游客观赏。
　　乾隆皇帝曾在那里看过海潮，还建造了海塘。孙中山先生也在那里观过海潮，并留有墨迹。康有为诗曰：“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金庸的笔下更有海潮奇景的壮阔场面：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
　　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来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海宁的查家并非一般泛泛之家。
　　明清之交，查家的有名人物是查伊璜。在《聊斋志异》与《觚胜雪莲》中记载有关于查伊璜的故事，大致是他与吴六奇将军的神交。在

金庸诗词     
           天龙八部    50回目                                          

           一、少年游                     
        青衫磊落险峰行 玉璧月华明
        马疾香幽 崖高人远 微步觳纹生      
        谁家子弟谁家院 无计悔多情
        虎啸龙吟 换巢鸾凤 剑气碧烟横

            二、苏幕遮        
        向来痴 从此醉 水榭听香 指点群豪戏
        剧饮千杯男儿事 杏子林中 商略平生义
        昔时因 今日意 胡汉恩仇 须倾英雄泪
        虽万千人吾往矣 悄立雁门 绝壁无余字
         
             三、破阵子
        千里茫茫若梦 双眸粲粲如星
        塞上牛羊空许约 烛畔鬓云有旧盟 莽苍踏雪行
        赤手屠熊搏虎 金戈荡寇鏖兵 草木残生颅铸铁
        虫豸凝寒掌作冰 挥洒缚豪英

              四、洞仙歌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 且自逍遥没谁管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 梦里真真语真幻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
        胡涂醉 情长计短  解不了
        名缰系嗔贪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

              五、水龙吟
        燕云十八飞骑 奔腾如虎风烟举
        老魔小丑 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
        王霸雄图 血海深仇 尽归尘土
        念枉求美眷 良缘安在 枯井底 暗泥处
        酒罢问君三语 为谁开 茶花满路
        王孙落魄 怎生消得 杨枝玉露
        敝屣荣华 浮云生死 此身何惧
        教单于折剪 六军辟易 奋英雄怒


　



　
                    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疯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恒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这一首“侠客行”古风，写的是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门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千载之下读来，英锐之气，兀自虎虎有威。那大梁城邻近黄河，后称汴梁，即今河南开封。该地虽然数为京城，却是民风质朴，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侠气概，后世迄未泯灭。             （这是小说〈侠客行〉的开场白。）



       〈神雕侠侣〉
　
             欧阳修「蝶恋花」
      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
      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
    　鸡尺溪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
      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著江南岸。

                      ---〈神雕〉开场引子。
　
             元好问 《迈陂塘》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神雕〉中贯穿全书的曲子。

      秋风清，秋风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神雕〉结尾的词。
　
                     无俗念     

       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
       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苞堆雪。
       静夜沉沉，浮光霭霭，冷浸溶溶月。
       人间天上，烂银霞照通彻。
       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殊高洁。
       万蕊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
       浩气清英，仙才卓荦，下土难分别。
       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
     作这一首《无俗念》词的，乃南宋末年一位武学名家，
  有道之士。 此人姓丘，名处机，道号长春子，名列全真
  七子之一，是全真教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词品》评论
   此词道：“长春，世之所谓仙人也，而词之清拔如此”。
  (〈神雕〉和〈倚天〉之间承上启下的词，据金庸说，
   词中描写的是小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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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创业
　　他两手空空来到香港，以一枝生花妙笔赢得锦绣前程。在战乱中，许多人飘泊流离，无家可归。
　　金庸离开浙江后，几经转辗，在湖南西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正是沈从文先生的家乡，也是他《边城》中所描述的幻美世界。那里的苗人爱唱山歌，那时正值冬天，金庸与他们一起围着黄火，一边唱歌，一边吃烤红薯。热爱音乐的金庸在火光中掏出铅笔，铺一张纸在膝盖上，将这些歌一首首的记录下来。短短的时间里，记了厚厚的三大册，共一千多首歌。
　　山水、歌声虽美，终究只是过客。
　　不久，金庸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考入政治大学，专业为国际法。那时举国上下，正在遭受异族欺凌的耻辱，一般知识青年，大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满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腐败。
　　金庸曾回忆道：“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侫臣’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抗战期间重庆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气质，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他终于因为不满校内的所谓“职业学生”（其实是国民党的小特务），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
　　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找了一份工作。金庸自己家里的藏书十分丰富，他从小浸淫其中，陶冶成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及功底。在中央图书馆，他在百无聊赖之际，偶然翻阅到一种消遣书，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现实的情节场面，使金庸暂时忘掉了尘世中的烦恼和痛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写作武侠的念头，但是这种大量的阅读，却埋下了一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颗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浙江，首先去海宁探亲。经过离乱后的亲人相见，分外动情。然而，家乡的温馨不能留住一颗年轻的心，外面的世界刚刚展开，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不久他便到杭州，成为《东南日报》的记者，从此这一生便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忙碌的采访生活中，金庸接触到民众的百般困苦，也看
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几个月以后，他又往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东吴大学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办于苏州，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如科学家竺可桢等。另外，与金庸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还有香港政府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及华光航运集团创办人赵从衍夫妇。读书期间，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
　　那时候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达至白热化，全面的内战已开始。刚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一次饱受战争的苦难。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命运的沉浮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规则被彻底打碎。
　　个人是渺小的，前途、事业之类，只是美好的幻想，能够生存下去就已属万幸。
　　金庸本来应当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但在那样动乱的时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约束力与权威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收拾，民心动荡，而共产党的大军正在向南挺进。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切社会的成规在改变着。不论学什么专业，首要的都是生存，那个时代不需要专业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岁，从法学院草草毕业。当律师已没可能，看看乱的时局，他为前途忧虑，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就在这时，上海《大公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电讯翻译。当时报名的人达三千多。经过反复考试筛选，金庸成为两名幸运者中的一名。从此，他跻身报界。
　　金庸那时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份大报的老板，成为报业巨子。不过，金庸曾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当时《大公报》的风格，特立独行；也非常喜欢新闻工作，而理想中的报纸就是那时的《大公报》。
　　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这位江南才子，一介书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笔，在陌生的岭南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这场巨变，也改写了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或沉沦或升浮，或悲或喜，许多年后回头望望，除了不胜感慨之外，还能有什么评说。
　　金庸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以供我们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困惑还是兴奋？但是，他个人的命运多少与这场历史的巨变相关，乃至他的小说，他的办报事业。如果不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就不能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但从他五十年代的一些随笔中，还是可以看出金庸较认同大陆这一边，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

　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港澳和海外，但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记》的前面，痛斥“文字狱”的专横与暴虐。这种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视，对于自由人格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大陆的十年浩劫，将此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而在台湾，相同的思维方式也在各项文化政策中隐约可见。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列在“查禁”之列。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已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宝岛，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先生回忆：记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
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
　　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的小说全在查禁之列。但几乎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就爱读金庸小说，但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么一个“上头”，他的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
　　据说，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曾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严家淦（曾作过国民党的总统），也派侍卫到出版社找《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生病时，念念不忘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尽管如此，金庸的书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庸热。
　　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还看沈登恩的回忆：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他说，输掉金庸这场仗，余纪忠先生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我把金庸小说每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
，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解禁以后，传媒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影视界也积极参与。在台湾的中国人终于能够完全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最杰出的小说家——从他的作品到他的创作。然而，间中也出现了风波。
　　《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与电视剧，被某些人认为有政治色彩，遭到查禁、禁映。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仍然不能通过。1985年4月5日出版的《亚洲人》周刊披露过这一事件：［本报讯］金庸最著名的一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最近分别在海峡两岸闹出新闻。在中共那边，公营的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宣布印行《射雕英雄传》。在台湾这边，台视宣布即将开拍《射雕英雄传》，但迅即被警备部下令禁止。
　　《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印行。金庸其他武侠小说皆已开禁，独这部小说，迄今未解除禁令。
　　不久前，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答复党外立法委员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质询时，曾表示警备总部已将大部分与政治无关，禁忌较少的，如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开放。一时之间，有关平江不肖生、朱贞木、王度庐、邓证因、还珠楼主……的作品也立刻由联合报集团的联经出版公司发演。
由于陈明华所导演之前一档武侠连续剧《倚天屠龙记》造成极高的收视率，因此，开拍的消息传出后，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
　　但是，《大漠英雄传》在送审之后竟然被警总封杀出局，看来，台湾的电视现众暂时看不到金庸这部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了。
　　金庸自己也曾著文作过辩白，他说：“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广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
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落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睛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
　　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
　　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
　　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了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旨在于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派”，要“斗垮斗臭”，并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骚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得福。
　　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金庸也不能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务出了什么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与当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发展，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
　　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
　　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炸性新闻，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
　　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
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金庸支付。
　　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
　　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
　　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商议定当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

退出江湖
　　他的权力欲很淡，向往着且自逍遥没人管的生涯。
　　金庸曾说：“我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追求。”
　　金庸是一个通人，他洞察了人生的千奇百怪，喜怒哀乐。他能够在创作最辉煌的时刻，悄然隐退，宣布不再写武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又说要从《明报》退休。1991年底，金庸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出售自己拥有的《明报》部分股权，出让《明报》控制权。
　　其实，金庸出售《明报》的念头早就有了。1985年，他曾与世界著名的报业大王，澳大利亚人墨多克有过接洽，当时，墨氏愿出十一亿港元，由自己名下的香港老牌英文报社《南华早报》全盘收购《明报》。后来，此事因故告终。此后，一直有报业集团同《明报》洽谈收购合并之事。
　　终于，在1991年12月11日，金庸与香港智才集团董事会联合宣布，智才收购《明报》的计划初步实现。
　　1994年1月1日，金庸完全退隐。1993年底，明报董事局发表如下启事：明报集团于1992年2月改组，进一步发展多元化业务。1993年4月1日起，董事局主席查良镛先生要求改任集团名誉主席，逐步实现查先生分阶段退休之心愿，并推荐于品海先生出任主席。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查先生1959年创办《明报》，凭其学问修养、道德勇气和从事新闻工作之经验，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创造出文人办报、办期刊、办出版社而成功之历史。
　　纵观《明报》三十四年间走过之路程，反映出查先生对人类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宝爱之情，亦流露出其谦谦儒者之大胸怀。
　　这篇启事不仅宣布了一代报业大亨查良镛退隐的消息，而且对他所创办的明报事业作了精要的回顾与中肯的评价，充满着明报同人对于金庸的敬爱之情。
　　金庸在明报集团保留了25％左右的股权，他计划分批出售到1996年底。为什么这样？他回答：“我不可以在市场一次过抛出，这会压下股价，对公司不起，对我自己，对智才都是不好的。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
　　显然，《明报》已投入了别的门派。这样一来，金大侠势必成了孤家寡人，这是否意味着大侠一手创建的，威震江湖、垂名数十年的大门派，如他笔下裘千仞的铁掌帮一般，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大丈夫行事，俱具本色。故能撰武侠，能描绘江湖，能创建《明报》，能封笔归隐，也能卖出《明报》。
　　金庸深情地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那么，他又为何卖出《明报》？且听他自己的解释。
　　一是自己年事已高，要趁早为报纸做个安排。1986年《明报》创办三十周年时，他已宣布不再担任社长一职，每星期只到报社一两次。“我精力渐渐衰退，如再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纸会老化的。”金庸说：“应趁我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做个长期的筹划，要使报纸、周刊和月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不难看出，这是年老的智者发自肺腑之言。
　　二是答应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做教授级的名誉院士并讲学。1992年底牛津大学接纳金庸为访问学者，这使金庸大为高兴。他说他在中学时就梦想去牛津或剑桥读书，没想到这个愿望在晚年实现了，且是去讲学！尽管金庸一再对人说去英国既非移民，也非为此才出售《明报》，但人们从中也能看出一些联系来。
　　三是为《明报》引进资金和管理的活力。《明报》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得冒许多投资上的风险，金庸是稳健的人，自不会像韦小宝那样以押宝为乐。《明报》的买主于品海也一再称：“金庸是文化人，不愿看到《明报》担风险。”在改组《明报》时，金庸力主把智才的南海纺织公司纳入到《明报》名下，以此来缓解《明报》的压力。
　　四是追求“无官一身轻”。在谈到失去《明报》控制权时，金庸说：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金庸还进一步对这潇洒的人生观做出解释：“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的。
”
　　看来，金大侠的归隐之志，绝非儿戏。
　　金庸对《明报》的买方作过精心的挑选。他不愿意收购《明报》的企业纯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和责任感。他曾先后与十一家机构进行了洽谈，著名的有墨多克名下的《南华早报》、麦克斯尔的《镜报》集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集团和日本的《东京时报》集团等，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智才集团。除了不忍把《明报》卖给外国人外，也还因为智才集团的首脑于品海个人具有良好的条件。
　　于品海当年不到四十岁，生于香港，1976年赴加拿大读大学，1979年返港，曾在《明报》名下的《财经日报

家国情怀
　　他是杰出的小说家报业家，也是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明报董事局启事中称：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1981年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会见，以及1993年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之情操。
　　金庸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卓越的报业大亨，也是一位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他有一套特立独行的社会观、政治观，对于时局，以及中国的前途，有着独到的看法。
　　尽管受到不少非议，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的理性精神和敏锐的观察见地，大体是切合实际的。
　　1993年3月他在张浚生的陪同下赴内地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人接见了他。金庸回港后写了一篇《北国初春有所思》长文，全面记述了此次访问的过程，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让读者直接感受金庸的政治观点，欣赏他的政论文笔，摘录其中的片断如下：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九七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迟得十年，决不至于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的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19日下午三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会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相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相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总书记说：“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
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两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
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着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阅读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政改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按：此为三月中旬的情况，其后数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支彭者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稳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